中国经济在疫情前就已经显著放缓，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降到2019年的6.1%。而在此之前的30多年里，中国实现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年增长9%以上，而全球平均年增长速度不到2%，亚非拉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发达国家还慢。

中国究竟还能否继续比大多数国家增长更快？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影响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搞清楚：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近些年经济下行的原因又是什么？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流行的观点里存在很大的认知误区，从而影响到我们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

只要我们能破除认知误区，一方面更大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就能重启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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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对中国经济的认知误区

关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通常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只要做一点全球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必要的前提条件，是1978年后的增长远快于1978年前的原因，但不是中国的增长比别的国家更快的原因。

关于中国经济的下行，流行的解释包括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高、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而消费不足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等。但这些所谓的结构性原因，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率在短短几年里的大幅变化，也不能解释2021年时的强势复苏和普遍的乐观情绪。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只是刚刚开始，而不是2023年之前经济下行的原因。

对中国经济的误解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全球比较的视角，很多对中国经济的认识都是建立在简单比较基础之上，只把中国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等做比较，而不同时与菲律宾、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或者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做比较。但是简单比较无法认识中国经济的特征，也得不出经济规律。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区分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错误地将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需求因素（消费、投资和出口）与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因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混为一谈，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不足，认为需要通过政策来降低投资而增加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样的认知自然会误导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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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中国40年高速增长与西方国家比很好理解，算不上奇迹，因为我们人均GDP的基数低。中国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全球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不是人口红利，不是什么产业政策别人都想不到也学不会，也不是政经体制或政府效率，而主要体现在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上。

要理解储蓄和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需要理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此，我们就要区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在经济学中，长期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经济波动指的是年度或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升升降降。人们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其实是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三个需求因素。消费和出口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经济理论里并不存在所谓的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型增长方式。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刺激消费当然有利于经济复苏，但这个时候，不只是消费不足，投资一定同样不足，所以，同时也要刺激投资。我们不能只将消费看成内需，而忽略了投资也是内需。消费的升级离不开在消费领域的大量投资。需求不足时一定是消费和投资需求都不足，这时候的宏观政策目标应该是要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总量，而不是增加消费的占比。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都远远超过中国，但增长都很缓慢。如果消费就能拉动经济增长，世界上就不会有落后国家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中国的消费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与经济增长完全同步。道理其实很简单，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即收入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中国经济真正的特色是有全球最高的投资率，而这个高投资率是由同样高的储蓄率做支撑的。中国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基础教育质量。这两个因素使得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已有技术的能力上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而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正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三驾马车拉动了中国经济40年的高速增长。

重视储蓄和教育是儒家文化的特征（西方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文化也有这样的特征），不只是中国大陆，所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越南）也都有这样的特征，除朝鲜外，也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以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历看，这些经济体在名义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之前，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多数时候达到了6%以上。而中国目前的名义人均GDP水平才是美国的16%左右，所以应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今后的10~20年里，仍应可能实现5%~6%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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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何下行？

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近年为何显著下行，以至于大家对5%的增长率都似乎缺乏信心了呢？从数据上，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是投资增长的大幅下滑造成的，而受消费和出口的影响较小。

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近些年的有些政策恰恰旨在降投资，增消费，国内外媒体也总是在讲中国产能过剩，在讲去杠杆。结果投资增长降下来了，经济增长也跟着降了下来，消费的增长也更慢了。

高储蓄和高投资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来是我们的优势。但很遗憾，流行观点反而把这看成了我们的劣势，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但是，高储蓄与高杠杆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也高，因此M2（即广义货币供应，其中96%是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就高。相应地，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也高，这意味着企业的负债与GDP的比率（即所谓宏观杠杆率）就高。较高的储蓄率和宏观杠杆率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和优势，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什么宏观杠杆率，而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偏低的。只有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有意义，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的负债水平一点也不高。

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都相信市场和民营企业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有些经济学家因为不喜欢政府干预，所以也反对任何刺激投资的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宏观上紧缩性的政策（如降投资、减产能），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民营企业。

事实上，投资增长与投资效率并没有必然矛盾，刺激投资也不等于是刺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民营投资的占比其实是更高的。中国近些年的问题不是货币“放水”，而是信贷不足，不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而是有通货紧缩的风险。中国的M2/GDP比率高，是储蓄率高的结果，不是什么货币超发。以减负债、降风险为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未达到初衷，反而酿成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危机和债务危机，负债没有减掉，风险倒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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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有力的政策推动经济上行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通货紧缩的苗头，要迅速扭转通缩和经济下行趋势，就要采取一些更强有力的措施，市场化改革与宏观宽松政策双管齐下，提振信心，刺激需求。一方面，要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上出台一些重大的实质性的举措，能够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信中国经济只会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要尽快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增发国债和量化宽松），来处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

中国储蓄率高，国有资产又多，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大幅增加负债水平，促进经济复苏。因为目前的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流动性问题，也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资产贬值问题，只有加速经济的复苏，才能在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问题。

总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经济下行不是必然的。地缘政治只会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略有影响，而不会改变大的格局。自2006年以来，我们对出口和外资的依赖程度就已经在不断下降，到今天已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这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与地缘政治无关。真正能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是外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

只要我们继续走以更加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道路，认清中国真正的优势，调动起市场经济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我们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教授简介

朱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教务长兼EMBA课程主任。他于2005年加入中欧，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十年。过去十多年来，朱教授专注于从全球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著有《中国增长之谜》、《中国式增长》和《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并常在各类传媒及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他与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关于中国消费低估问题的合作研究获2017年比较经济研究学会颁发的最佳论文奖——柏格森奖。